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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团成立20余年 举办2万多场讲

2005年3月22日,山东济南,潘厚任在山东师大附属小学开科普讲座。图片由当事人提供

航天专家潘厚任保存了很多看起来不太重要的东西:一所中学的打分表,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孩子们画的画,还有各地大中学生写来的信。在信里,有人问候他的身体,有人请教他“近地轨道空间将来会不会有饱和的趋势”。

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的这位退休研究员,曾参与过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现在,他的职业成就感来自另一个领域。

81岁的潘厚任是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的成员。这个科普团成立于1997年,现有成员60人,平均年龄超过65岁,80岁以上的8人。其中不乏曾经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工程项目的专家。

截至2017年年底,这些老人跑过1600多个县(市),办了2.3万多场讲座,听众数量达到820万。

他们去过最多的地方是学校、政府、社区,偶尔也有寺院和监狱。在山里的寺院,他们为僧人和信众讲解地震科学知识。他们在高墙内介绍宇航进展,吸引了很多见不到外面世界的“囚徒”。他们还十分认真地回答听众有关外星人是否存在的问题。

潘厚任形容自己像永不停息做着无规则运动的微小粒子,是个“做布朗运动的老头”。只不过,他的“布朗运动”一直在科学的轨道上。

20世纪80年代末,潘厚任作为中国航天专家代表访问美国时看到,著名的哈勃空间望远镜尚未发射,美国宇航局给学生的科普小册子却已准备好。美国规定科研经费必须抽出部分用于科普,这样的理念对他触动很大。

潘厚任的柜子中存着厚厚的一叠资料,都是他从各国收集的航天科普材料。每次出国交流,他都特地去收集这些材料。几十年后,它们派上了用场。

每场讲座下来,学生都一窝蜂地围上来问问题,拉着他们合影、签名。2018年还没到来时,这一年的演讲已经需要提前预约。有学校把科普团到校演讲的事儿,写入招生简章。

一次,科普团去云南的一所山区学校讲课,本来说好只面向一个年级,但到了现场,校长红了脸问,“机会难得,能不能让全校学生都来听讲?”最后,讲座被安排在操场进行,台下坐了2000多人,学校还专门从教育局借了一个巨大的电子屏放映幻灯片。

但20年前,科普团刚刚诞生时,迎接它的还没有这么多鲜花和掌声。

当时,时任中科院副院长陈宜瑜找到刚退休的原中科院新技术开发局副局长钟琪,希望她能牵头做些科普工作。为了借鉴经验,钟琪专门跑了北京的几个书店,但失望地发现,书架上科普书没几本,中小学教辅书倒是一大堆。

科普团成立不久,最早的成员之一、微生物学家孙万儒去武汉一所重点中学做科普报告,校长要求他,“只有1小时,多1分钟也不行”,连在场的学生读几年级,都没告诉他。

钟琪下决心改变这现状。要让这个刚刚成立的科普团生存下去,首先要保证讲课质量。所有科学家走上科普讲台前都要试讲,“不管你是院士还是局长”。每次试讲还有同行、老师、学生试听,提问“开炮”。

1998年加入的徐邦年毫不隐瞒自己差点被淘汰的经历。退休之前,他在空军指挥学院任教多年,成功通过试讲。但一出去讲课,控制不住场面,上面讲课下面嗡嗡响。慢慢地,他被请去上课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徐邦年自己也着急起来,反思自己没转变过去给研究生讲课的思路,太强调系统性,忽略趣味性。他拉着老伴和几个朋友当观众,改了几回,终于摸清了讲科普课的门道。

这些几乎伴随着国家科学事业一起成长的老人,把科普当成和研究一样严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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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开展西部行活动,这是成员们在西安。陈宝泉/摄

潘厚任曾经拜托后辈帮忙整理上课时学生们传给他的小纸条,上面的问题足有2000多个。在孙万儒的邮箱里,一半以上的信件都是关于孩子们的烦心事,关于家庭、爱情、学习问题,“什么都有”。

“他们听了你一堂课,觉得你见多识广,信任你,才会给你写信。” 他认认真真地一一回信。

他们也不得不面对科学曾经遭遇的尴尬局面。科普团现任团长白武明记得,在重庆一所重点中学演讲时,一位打扮入时的教师为活跃现场气氛,拿起话筒问在座学生:“长大了想当科学家的同学请举手。”白武明看着现场约800人,只有不到20只手举起,女教师着急了,又问了一遍,手的数量仍没怎么变。